来源时间为：2023-04-06
文史丨三声炮响后就吃午饭！以鼓声、竹梆声、火炮声作参照，这些计时趣闻你听说过没？2023-04-0610:35:57来源:重庆晨报
1917年初春，重庆城的人们第一次听到机械报时的大钟声。从此，重庆人对计时有了明确的概念。此前的漫长岁月，人们只能听人工报时的钟声、鼓声、竹梆声和火炮声。其中，母城守备衙门的午时三炮，曾是重庆人习以为常的报时炮。只要听见炮声，大家就知道，吃午饭的时间到了。
抗战时期，小什字的大钟
白天作息，听午时三声炮响
晚清时期，中国仍然实行古老的12时辰制，每个时辰相当于现代的两个小时。时辰名称以地支命名，顺序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老重庆城以前没有钟表，全靠人工报时。白天作息，以镇台衙门、守备衙门的午时三炮为准。辛亥革命后衙门不存在了，只存街名，但市民习以为常的午时炮，则在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照放不误。放炮时间为午时三刻，按照现在的计时方法，是差15分钟到中午12点。
司炮人50岁左右，随身携带预装火药的五寸长短小铁筒三个、已燃线香一支，走到中央公园“江山阁”前石阶上，竖好小铁筒，仰观天色。估计日正当午，他乃以线香引燃火药，砰砰砰三炮，昭告全城。司炮人没有计时器，全凭经验估计，当然难免有差错。市民却约定俗成，只听得午时炮响，便以此判断该吃午饭了。
夜间作息，由打更匠敲击竹梆报时，晚上9点为初更，11点为二更，凌晨1点为三更，凌晨3时为四更，凌晨5时为五更。历朝历代的更夫，每天晚上至多会巡逻5～6次，也就是要打6次更。这种报时也全靠估计，哪天打更匠喝多了，报时肯定有误。
寺庙亦参与报时。南宋末年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的余玠，在守卫重庆期间，撰写了一首七绝《觉林寺晓钟》：“木鱼敲罢起钟声，透出丛林万户惊，一百八声方始尽，六街三市有人行。”的确，重庆南岸觉林寺的暮鼓晨钟，曾经是本埠居民赖以有序生活的参照。据老人回忆，早上撞钟是报晓。每晚则定更敲鼓，从一更天到五更天，每更均要击鼓三通，“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如此敲打两遍，正符合一百零八声之数。
母城这边的鼓楼，也照此规矩击鼓，有条老街以此得名鼓楼街。
衙门和学堂要求计时准确，计时器为日晷和线香。日晷是铜制的圆盘，上面有12时辰刻度，正午在最上面，太阳光线移动，投射的阴影在什么刻度，就是那时的时间。没有太阳光，则依靠线香。定制的线香，每支燃烧时间为半小时左右，大致靠谱。
1890年重庆开埠后洋货输入，包括时钟和怀表。重庆海关的英国官员在给英国议会的报告中写道：“重庆人对钟表、洋伞、花布等物品很感兴趣。”但洋钟表价格高昂，一般市民无力购买。因此，来往客商依旧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客商次日赶船赶路怎么办？头天晚上告诉店家，店家负责叫早。
1917年，天主教若瑟堂新建尖顶十字架钟楼一座，高36米，内置吊钟三口、单面大时钟一口。夜深人静时，周围二三里都可以听到大时钟报时，这是重庆人第一次听到的机械报时钟声。三点钟敲三下，五点钟敲五下，以此类推。除整点外，它每半小时还要敲响一次。
抗战胜利纪功碑上的四面钟
小什字的钟，是“哑巴钟”
辛亥革命前后，外国商品涌入重庆已不少，城内许多商店陈列着五光十色的洋货，商品包括钟表、煤油灯、玻璃器皿。上层士绅开始佩戴怀表，表上坠着一条金质或银质表链。民国初期，小巧的手表是相当时髦的装饰品，最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富裕的大户人家女性。
抗战爆发，上海“亨得利”钟表店老板王光祖，派得力干将俞伯衡来重庆开设分店。俞伯衡发现邹容路口不错，遂在此开设店铺，地点位于今“美美时代百货”一侧。按照上海总店的体例，“亨得利”店门是两扇玻璃推拉门，侧面装有大玻璃橱窗，店堂里四周为玻璃货架，当中设两个大玻璃柜，专门陈列最新款式手表，整个店铺的装修风格带有内地少见的浓浓洋味。
“亨得利”经销号称手表王国瑞士的各种名牌表，如欧米伽、浪琴、劳力士等。经销的挂钟和座钟，则是德国名牌双剑、宝星等。
怀表价格比手表低，但公教人员大多喜欢手表，因为抬手就可看到时间，而且还可炫耀一番。当时，重庆市场上的手表都是小三针式，就是表盘中心为时针和分针，下边小圆框内设置秒针。以长方形款式最为流行。
除“亨得利”外，还有几家小商店也出售钟表，店铺多在老城区。进口货太贵，一般市民买不起，属于奢侈品。
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后，需要便民的公众计时器增多。由“亨得利”捐赠一座大型时钟，设置在新街口（今小什字）十字路口，命名为“标准钟”。它有四个钟面，直径大约半人高，过往行人都能看到，成为一道新景观。但这座大钟是中国仿造的，质量不过关，也不能报时，是“哑巴钟”，没用几年就报废了。
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决议修建“抗战胜利纪功碑”。筹建组设计要求顶部装置标准钟一座，既壮观瞻，又可提倡市民守时。要求东西南北要有四个钟面，且能自动报时。
为寻找符合条件的四面钟，筹建委员会绞尽脑汁，函请外埠多方物色。直到1947年7月纪功碑主体建成，仍无着落，遂决定以“公理战胜”四字代替座钟。幸而此时有人告知，天主教重庆教区主教府真元堂藏有四面钟一套，其钟楼在早年发生的教案中被焚毁，无处悬挂。乃由市长张笃伦具函商借，重庆教区主教尚维善系法国籍神父，颇通情理，遂慷慨捐赠。
就这样，纪功碑上有了四面钟，市民路过可知时刻。但由于没有动力，它需要每天上发条。
1980年初，老钟从解放碑撤下，换上不需人力上发条的石英钟。2000年，由嘉陵集团出资，再次更换为由烟台塔钟厂生产的报时钟。2007年，瑞士“劳力士”公司捐赠了一套时钟，使用至今。
1917年，若瑟堂附近的居民最先听到机械大钟报时
买块“山城”表，要花两三个月工资
旧中国科技落后，1949年前，仅山东烟台有一些小型木钟制造业，没有手表制造业。新中国建立，西方国家孤立和封锁中国，手表货源断绝。重庆“亨得利”收买进口旧表，经修理翻新后出售。后来从苏联进口一批“飞行”“卡马”“基诺夫”等牌手表，又大又厚又粗糙，且价格还高，销路不畅。多数顾客宁愿购买翻新的瑞士旧表，也不买苏制新表。
还有人设法去西藏买走私货。走私者将从印度、尼泊尔等地走私入境的手表，不分品牌装在大麻袋里。买家出100块钱，便可以伸手到大麻袋里碰运气，盲人摸象式的，摸到啥算啥。我认识的一位老伯，早年去西藏出差，在拉萨八廓街闲游，就遇上这种事。那时100元可不是个小数字，他先观察一番，见别人摸到的至少都是杂牌瑞士表，牙一咬，掏出100元试试手气。他把手伸进麻袋，在几十块手表里摸来摸去，终于确定一块，小心翼翼取出一看，原来是名表“瓦斯针”，大喜过望。这事成为他晚年沾沾自喜的话题，亲友聚会反复提及，并展示那块“摸”来的手表。
1970年，重庆钟表厂创建。1977年10月，轻工部在渝召开鉴定会，确认该厂生产的“山城牌”手表按一级表正式投产。同时，重庆钟厂也制造出“昆仑牌”闹钟。重庆人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钟表。
那时商品短缺，人们结婚讲究“三大件”，手表是其中之一。“山城”表男款定价90元、女款80元，相当于一般职工两三个月工资，但仍供不应求，既要找关系走后门，还要收取票证“工业券”若干。谁有幸买到，最盼望夏季到来，腕上的全钢手表闪闪发亮，着实让人羡慕。笔者1972年插队下乡，将父亲的“英纳格”旧表送去改装，换上“上海牌”手表外壳，颇令知青伙伴们眼红了好一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