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周作人还不能算是首位发现叶限与灰姑娘经历相似的学者，日本民俗学家南方熊楠在此前写过一篇《公元九世纪中国典籍中所记载的辛迪瑞拉故事》（《西歷九世紀の支那書に載せたるシンダレラ物語》，载1911年《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二十六卷第300号，后收入《南方隨筆》，岡書院，1926年），已经发现《酉阳杂俎》的这段记载。他不仅将全篇译为日语，还和欧洲流传的灰姑娘故事做了比较，指出人们都误以为灰姑娘故事是欧洲所特有的，段成式的叙述将有助于开拓大家的研究视野。早年留学日本且喜好民俗学的周作人，对南方熊楠并不陌生。他后来在《我的杂学》（收入《苦口甘口》，太平书局，1944年）中回忆，“我的杂览从日本方面得来的也并不少”，其中就有“南方熊楠那些论文”。周氏弟子江绍原撰有《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开明书店，1928年），曾寄呈南方熊楠请教。南方不仅回信商讨，顺便也恳请江氏解答自己读书时的疑惑，由此还引起周作人的回应（见江绍原《日本南方熊楠翁来信和我们的回信》，连载于《北大日刊》1931年1月28日、29日、30日），可见周作人与南方熊楠应该还有过交往。尽管在写《童话释义》时，周氏未必读到过对方的论文，很可能只是殊途同归的暗合，但南方熊楠的研究还是引起其他学者的注意。谢宏徒在《中国的灰娘故事》（载1928年《青海》第一卷第五期）中就曾介绍：“灰娘故事的转变很多，读日人南方熊楠的《南方随笔》上卷，有一段谈到西历九世纪时中国书所载的灰娘故事，他在《酉阳杂俎》卷一，发见一段故事，与欧美流行的灰娘故事相似。”
在南方熊楠、周作人相继发现《酉阳杂俎》中的记载后，另有学者继续研究灰姑娘故事的源流递嬗。赵景深在应邀为刘万章所编《广州民间故事》（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年）撰写序言时喜出望外，他发现书中《牛奶娘》《疤妹和靓妹》两篇居然糅合了灰姑娘故事的因素，“这简直是一个发现！”“这不但我高兴，恐怕那位搜集了三百四十五个大同小异的灰娘的柯客诗姑娘知道了也要高兴呢！”然而在兴奋之余，他还是怀疑这些民间故事并非原创，而是受了外来童话的影响，“因为我总不相信灰娘是我国本来就有的童话”。在序言的最后，他提到另一位民俗学家张清水正在编录一部与此相关的“蛇郎故事转变集”，“我祝他做中国的柯客诗姑娘”，“能给我一个参证的机会”。很可惜，被寄予厚望的张清水英年早逝，计划编订的故事集并未正式出版。所幸在《贝洛尔的〈鹅妈妈的故事〉》一文（载1929年《民俗》第七十五期）中，张清水（署名“清水”）还是对此有过简略的讨论。他也认为佩罗版《灰姑娘》“与流传广州、东莞、鹤山等处的蛇郎故事，多么相似”。在逐一比对过情节后，他还指出两者“所相似的，是首
段，中段以后，的确相差太远了”。在此之后，钟敬文先是参照《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另行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型式》（载钟敬文、娄子匡主编《民俗学集镌》第一辑，中国民俗学会，1932年），列有“蛇郎型故事”一类，归纳总结其叙事要素。不久他又专门撰写《蛇郎故事初探》（载钟敬文、娄子匡主编《民俗学集镌》第二辑，中国民俗学会，1932年），指出“除了西部外，其他如北之直隶，南之广东，东之江、浙、鲁、闽、皖等，都有同母题的谈讲流传着”，并根据搜集到的材料考察其复杂的构成，分成“原形的”“变态的”和“混合的”三大类，最后一类中就包括“与灰娘式及螺女式混合的”。经过这些学者的搜集和研究，可知灰姑娘故事在近代中国也有变型流传。
编撰过《童话型式表》的翟孟生在二三十年代时任教于清华大学，在此期间对中国民间传说做过一些专题研究。他在《中国民间传说三讲》（ThreeLecturesonChineseFolklore，NorthChinaUnionLanguageSchool，1932。按：此书有田小杭、阎苹中译本，改题为《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以下引文均据此译本）中，率先讨论的就是“CinderellainChina”（《中国的“灰姑娘”故事》）。他同样注意到《酉阳杂俎》的记载，并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许多细节做了细致的分析。比如围绕那只丢失的鞋，他介绍了流传在印度南部、埃及、安南、希腊等地的类似传说，认为“鞋和结婚的概念是相互联系的，这在各地都是一样，尽管由于地方的差异而不尽相同”。通过反复比较，翟孟生认为唐代的叶限就是灰姑娘故事的一种变型，“至于讲是叶限传到了欧洲，还是我们的灰姑娘在九世纪到了中国，或者她们最初都是在埃及或印度，都还是些难以确定的问题”。尽管没能对起源问题做出最终判定，但这个中国版故事无疑已经引起这位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此书出版后也得到中外学界的充分肯定，有一篇书评盛赞其“分条疏证，解释详明，每用比较方法，参证西方故事以研究中国传说”，“不惟西方人士，研究汉学者，得其裨益，即吾国有志研究古代传说之士，得而读之，亦足以汇合中西之文学，而欣得异闻也”（采薇《中国民间传说三讲》，载1932年《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六卷第六号）。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在研讨灰姑娘故事时，提到“公元9世纪有《灰姑娘》的优秀的中国文学文本出现”（《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第二章《复合故事》，郑海等译，郑凡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参考的也正是翟孟生的研究。
早年留学英国且精通多种外语的杨宪益对灰姑娘的流传衍变也非常感兴趣，他在《中国的“扫灰娘”Cinderella故事》（载1946年《新中华》复刊第四卷第九期，后收入《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中根据段成式的自述，认为故事的源头仍然应该在西方，“至迟在九世纪或甚至在八世纪已传入中国了。篇末说述故事者为邕州人，邕州即今广西南宁，可见这段故事是由南海传入中国的”。可惜因为当时条件艰苦，杨宪益虽然知道柯客诗（他译作“柯各斯”）搜集过大量同型故事，却因“现在无法找到”而未能对自己的推断做全面深入的论证。不过他还是凭借渊博的语言知识，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佐证。他发现在格林童话中，灰姑娘的名字是Aschenbr觟del，“Aschenl一字的意思是‘灰’，就是英文的Ashes，盎格鲁萨克逊文的Aescen，梵文的Asan”，而《酉阳杂俎》中的女主角名叫叶限，“显然是Aschen或Asan的译音”。不仅如此，在法文本故事中，灰姑娘穿的原本是“毛制的鞋Vair”，流传至英国时被“误认为琉璃Verre”，于是她又改穿了玻璃鞋；而在中文版中，叶限穿的是“金履”，却“其轻如毛”，“大概原来还是毛制的”。周作人在考察《酉阳杂俎》时，已经对“叶限之名谊”感到困惑，又发现“其履或丝或金，或为玻璃”（《神话释义》），而未能获得确解；在上文提到的各家译文中，这只关键的鞋子也确实质料不一而千变万化。杨宪益的分析要言不烦，既足以释疑解惑，又能够以小见大，为追溯灰姑娘故事的缘起和流播提供线索。
对世界各地民间故事做过全面系统调研的斯蒂·汤普森认为，“全部民间故事中最著名的要算《灰姑娘》了”，不仅因为它被收入很多有影响的故事集，更因为围绕着它“还有一段悠久的文学加工史”（《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第二章《复合故事》）。而正是有赖于众多中外学人的旁搜远绍，才对这段加工史的不少重要环节做了启人深思的研讨。在此之后，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王燕生、周祖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等又参考国际通行的AT分类标准编码，对这个故事加以著录和分析，使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得以借此沟通交流，并发现了更多来源各异的同型作品。尽管灰姑娘到底从哪儿来的疑惑恐怕仍将悬而不决而未能遽下断语，然而大量新资料的发现，已经充分证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而奇妙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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