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强争夺的世界环境中，作为光学技术的核心——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一直是十分保密的。光学玻璃的系列产品是在20世纪初叶，由德国著名光学家阿贝(E.Abbe)和化学家肖特(O.Schott)合作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德国的禁运，美国被迫自己解决制造光学玻璃，战后写出了一本光学玻璃制造的书，但属于内部作品。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了国家光学研究所，最初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掌握了光学玻璃制造技术。苏联玻璃界的前辈加察罗夫写出光学玻璃一书，也是内部的。传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封锁德国对其同盟国-日本的光学玻璃供应，美国在太平洋击沉了一只运送光学玻璃的潜艇。
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中国军用和民用光学仪器的发展，在长春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前身，简称长春仪器馆)时，王大珩先生就感到光学玻璃在新中国建设中的迫切需要，向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申请了40万元的专款，并邀请龚祖同先生加入长春仪器馆，负责光学玻璃的试制工作。龚祖同先生十分兴奋，欣然接受这份工作，并积极投入研制中。从1951年春提出设计试制车间任务书后，即刻奔走联系建筑设计和施工单位，当年动工，并完成厂房的建造。当时，只有刘颂豪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即协助龚先生工作。1952年秋，我和一批年轻人(包括王世焯、陈庆云、张佩环、沃新能等)，因国家建设需要，提前从大学毕业，分配到长春仪器馆，到了光学玻璃实验室工作。当年就分别成立了化学组、原料和配料组、坩埚组、熔制组、检验组和行政组。陈庆云和张佩环负责原料和玻璃化学分析组;王世焯负责配料和采购玻璃原料;沃新能负责检验组，建立了玻璃光学性质的测试，以及气泡、条纹和光学均匀性的检验;300L容积的大坩埚是一个关键材料，由龚祖同先生亲自指挥刚学义等老师傅做坩埚工作，行政组由“红小鬼”康永华来领导，他15岁参军，过去一直在部队工作。刘颂豪是龚祖同先生的一位得力助手和业务秘书，协助龚先生管理和领导全室工作。我担任了熔制组组长，与我一起工作的还有从上海招聘来的两名中学生：马仲堂和孙仲鸣，以及一批有熔制一般器皿玻璃经验的老师傅。我们从修复煤气炉、设计油喷雾器、敷设煤气和油管道、定制特型耐火材料和建造炉窑等做起。
1952年这一年中，我们正是从无到有，搭建起光学玻璃的熔制车间，在大学里我们都没有学过有关硅酸盐和玻璃技术的课程，一切都是在“做什么，学什么”中磨炼成长起来，大家意气风发，踌躇满怀。
2第一埚光学玻璃的诞生和生产工艺的改进
1952年7月，坩埚组制造出300L大坩埚，10月中旬大玻璃熔炉开始烤炉，其间经历了坩埚几次在烤烧过程中开裂而遭受失败;有时坩埚已加热到1400℃,开始加玻璃生料，而到熔化时，又破裂了。大家不怕炉前高温，把破裂的坩埚取出，还要把流入炉内的玻璃液清除。这种场面十分感人，没有人畏怯和逃避。龚祖同先生夜以继日和我们一起生活在炉边，大家全身心地把精力灌注炉内坩埚里的玻璃中。1953年的阴历除夕，第一次获得了300L一大坩埚的光学K-8玻璃。接着又成功地熔化了两埚(见图1)。这是一个欢欣鼓舞的新春。龚祖同先生讲：“一生的重担从此获得解脱，这是我毕生最幸福的日子。此生此事永志不忘。”更为可喜的是，从今往后把中国第一埚光学玻璃诞生的事迹，列入光学玻璃厂培养青年一代的教育范例。
图1中国第一埚诞生
（上左）1952年中科院仪器馆光学试制车间；（上右）光学玻璃出炉浇注；（下）第一埚光学玻璃
1953年，光学玻璃试制成功以后，进入巩固和提高阶段。首先是扩大光学玻璃品种。我们都是在龚祖同先生直接指导下工作的。当时我拿到的一份资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派人到美国去学习带回来的。这份资料中只有十几种(普通冕牌和火石)光学玻璃的化学成分和熔制规程图。另外就是龚先生介绍我去阅览的，旅美科学家孙观汉发表在美国陶瓷学会杂志(JournalofAmericanCeramicSociety)中有玻璃光学性质的计算文章。我们先在电炉小坩埚中熔炼从硼冕到火石，又到钡冕光学玻璃，并且取得一批在炉前校正玻璃光学常数的数据。然后在大熔炉中一埚埚地试验，取得不同品种的光学玻璃的化学成分和熔制规程。这时我体会到光学玻璃是多品种的、含有多种化学成分，要知道玻璃的光学性质和成分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如事先能预测到制成后的玻璃光学性质是很必要。从中隐藏了以后我想从玻璃的化学成分去计算熔制后玻璃的物理性质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