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3-02-09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相关要求，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国光学》自2021年第1期开始开辟《院士访谈》专栏。
本栏目将结合访谈、自述等多元化形式，记录院士们在成长、教学、科研等经历中难以忘怀的故事，以及他们对人生、科学、教育等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以此彰显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奉献与创新求实精神。
《院士访谈》栏目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光学专家陈星旦先生悉心策划和组织。陈先生虽年逾耄耋，但仍亲自邀约各位院士，召集相关编辑人员进行汇编整理，逐字逐句审定终稿。陈先生的辛勤付出，实为本栏目之质量保证，深为本刊同仁所景仰尊崇。
《院士访谈》栏目将持续开展，衷心希望广大读者通过本栏目，认识他们、了解他们，从而有所启迪、有所收获。
《中国光学》编委会
人物小传
刘颂豪，1930年11月生于广东省广州市，光学与激光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1951年本科毕业于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前身）物理系。历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上海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安徽光机所所长、合肥分院副院长、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刘颂豪院士是我国光学玻璃和激光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一、年少志存
1富足童年中的清严家风
我出生于广州市西关十八甫的一个商人家庭，家人希望我能够继承刘家经商的事业，给我取名作“颂豪”。祖父在佛山市顺德区容奇镇经营一间米店，他起早贪黑把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抚养长大，到父亲这辈家族生意已经初具规模，因此举家迁至广州，父亲也在广州开始经营饮食、腊味行业。印象中，父亲几乎每天清晨4点多起床，亲自带着员工去屠宰场置办原料，对每一道腊肠制作工序都严格把关。他还要求家里的每一笔支出都必须花在关键处，不得随意浪费。而遇到生活困难的亲友和遭灾受难的穷人，他也常常施以援手。
父亲没有因为生活富足而溺爱于我，也没有因工作忙碌而放松对我的教育。我在腊味厂子里帮忙时，就曾因为只用一只手而不是双手搬东西，受到他的严厉纠正。恭勤不怠，乐善好施——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我的性格和行事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
2战争炮火中的逃亡生活
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不久后，侵华日军对广州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轰炸。粉墙青瓦、水墨青砖，巷陌老街……柔美秀丽的家乡在炮火中备受摧残。
这一年我刚上小学，第一次拉响防空警报的时候，还在教室里上课。听到警报声，老师带着我们慌慌张张地跑到学校防空洞里，在那儿能清楚地听到日军飞机刺耳的轰鸣响彻整个天空。然后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屋里充斥着尖叫，我们哆哆嗦嗦地抱成一团。
因为炮火袭击，学校停课，父亲的店铺也被炸得支离破碎，我们一家老小告别广州，逃回老家。但乡下也并不安稳：卖国求荣的汉奸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土匪趁火打劫；日军拆祠堂、建碉堡，抓了很多劳工做苦力；还架起了长长的铁丝网，如果有人穿越铁丝网，就会被堡上的机枪一阵扫射活活打死。我们全家只能继续逃至中山县、澳门、香港……几个月后又回到广州。一次次心惊胆战地逃难，我目睹了侵略者的残忍跋扈和百姓的苦不堪言。到处是废墟瓦砾和哀嚎的行人，从那时起，童年记忆中甜蜜的片段渐渐模糊，更多的是山河破碎在幼小心灵中刻下的疼痛。
3科学救国的矢志初心
当时的广州已经被日军占领，开办了很多日语学校，实行日本化的奴化教育，这是我和我的家人们绝对无法容忍和接受的。但是广州市区内大批学校被迫停办、迁移，仅剩十来间小学和几间中学。好在一番周折之后，我有幸考上一所名为“明德女子中学附属小学”的教会小学。
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容浪费。我常常把各门功课的知识框架和重点抄写到小卡片儿上，一有时间就拿出来温习。小学五年级时，我跳级参加当年的升中考试，考入了广东大学附属中学。
记得在中学的一节英语课上，老师给我们讲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听到后来全班都趴在桌子上泣不成声，我也不例外。那时在大街上看到日本军人欺辱中国百姓，愤怒和耻辱总是萦绕在心里难以释怀。我提醒自己：读书学习才能让自己强大；才有机会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强盛；才能帮助同胞摆脱亡国奴的命运。这种信念越来越深，促使我如饥似渴地学习。
除了学习之外，我和武术还有一段不解之缘。我自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希望自己也能像里面的侠客一样拥有强壮的体魄和过人的武艺，行侠仗义、惩恶扬善。在明德小学读书时，学校门口不远处有个药店，店主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医师，给人看病抓药闲暇之余还传授武功，于是我拜他为师，课余跟着他练拳脚、习刀枪。后来在广大附中读书时，我又认识了一位来自四川的拳师马仰之。马师傅家里居住条件比较差，所以我经父亲允许后，便把他一家接了过来，住在我家顶楼后半层。至于前半层，则添置了些单杠、杠铃等运动器材，改造成了运动场。课余时间，我常在这里跟着马师傅学习铁砂掌等武艺。同学们得知此地后，也常来和我们一起锻炼，偶尔谈论时局、针砭时弊。许多年后我回母校华南师范学院任教，有学生看我这位新来的校长会经常到体育馆练举重，也打铁砂掌、玩倒立，都觉得是个有趣的事情。
高中时期的刘颂豪
高中毕业，我考入广东文理学院物理系，在那里我渐渐迷上物理和原子物理，很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恰逢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面向全国招生，我马上找到系主任表达了自己想去那做科学研究的愿望，得到了他的同意。一个月后，我便收到中国科学院的批复文件。
赴京前，父亲来送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三个字：“好好干！”
二、在北国长春的十年
1“到哪里工作都是为祖国工作！”
开往北京的火车闷热而颠簸，但我一心想着未来，丝毫不以为意。一下车，我便飞奔到中国科学院报到。让我始料未及的是，院里并没有把我分配到我所向往的近代物理所，而是分到了之前完全没了解过的“仪器馆筹备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就迫切地找到了负责筹备仪器馆的王大珩先生，坦诚地向他表达我想去近代物理所的愿望。
大珩先生的回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说，光学研究更迫切地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想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光学工业，没有光学研究基础，连光学仪器都无法自己生产制造，后果是什么？要是打起仗来，我们就糟糕了！过去，我们就是在这上面吃了大亏。现在，国家非常迫切地需要光学方面的科研人员。这正是你的大好锻炼机会，也是你这样的知识青年该奉献的时候。”
听了大珩先生语重心长的话，我如梦初醒。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全国上下齐心投入建设浪潮之中，大家穿梭、忙碌于科学院的各个角落，心里想的全是能为祖国科技事业多出一份力，而我却一直纠结于个人理想，没有考虑大局。我的梦想不仅仅是研究物理，更重要的是在这梦寐以求的科学殿堂为国效力，让祖国真正变成一个科技大国、科技强国。最后，我下定决心，全身心投入到仪器馆的工作中。
2第一炉光学玻璃的诞生
光学工业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到20世纪30年代，各军事强国都已建立起完善的光学工业体系。光学玻璃在国防、军事上都有十分重要的用途，其生产技术一直被各国视为要害技术而被严格封锁。30年代初，我国所有光学产品全靠进口，连简单的维护保养都要到国外进行。现如今新中国百废待兴，掌握光学玻璃的制造和生产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吉林省长春市成立，这便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的前身。王大珩先生被任命为馆长、所长。随后他邀请了当时正在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工作，同怀“建立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工业”之梦的龚祖同先生担任光学玻璃试验室主任，负责光学玻璃的试制工作。很多应届毕业生都被分到了龚祖同先生身边，我也是其中之一。
整个光学工业一片空白，要想研制光学玻璃，就必须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龚祖同先生是光学玻璃研究的大课题负责人，主要精力都要放在科学研究上。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边学习、边工作，成长速度极快。
我当时还担任研究室干事，负责具体的生产研究事务。这对于毕业时间并不长的我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尤其我是学物理出身，一看见工程图纸就头疼。不过自儿时起，我就是个不愿服输的人，多年的求学经历也让我相信，对于陌生领域不能有畏难情绪，只要肯下苦工用心钻研，总会迎来转机。
即使是极其琐碎的工作，我也必须按部就班地完成。先是到抚顺、大连等地招聘技术工人，跑几个城市订货，然后是购买耐火材料，亲自设计炉窑厂房，继而不分日夜守在炉窑边。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很快就成为这方面的行家。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光学玻璃的试制工作正式开始。
为缩短从研制到生产的周期，王大珩先生和龚祖同先生决定直接采用200-400立升的生产规模进行研制。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制作一个大到能够熔化这么多的玻璃且质量很高的坩埚。我们先做木模，然后把从几个特定地方买回来的高岭土、黏土往木模里打，刚开始是用人工打，后来引进前苏联的技术后，就采用汽锤打，把土打得严严实实后用重油进行烘烤，熔炉点火升温后日夜轰鸣不能停火。
尽管大家再三小心，但前期制作还是几次出现事故，最严重的一次是玻璃漏埚事故，火红的玻璃液流进地下室造成一片火海，触目惊心。龚祖同先生临危不惧、经验丰富，带领我们一次次解决险情。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光机所总算自制出一个合格的坩埚。
为符合光学玻璃精准的参数要求，在玻璃的熔炼过程中要严格控制各种原料的比例、用量。实际熔炼时，有些原料挥发得快，有些挥发得慢，经常需要我们走到熔炉前，直接从高温坩埚里取出正在熔炼的材料进行测试，发现哪个原料的比例小了就立刻添加。
熔炉房的环境很差，粉碎原料用的石碾转动起来粉尘飞扬，玻璃切割时泥浆四溅，大火炉温度极高，时刻面临着漏埚的危险……这些困难都还是其次，最让人担心的还是实验过程中接踵而至的技术难题。其中有一件事我印象最深、也比较有趣：玻璃熔炼好以后，需要把整个坩埚端出来用保温罩罩着，让它慢慢冷却成型。但成型后的玻璃内竟然有很多气泡，这让大家都一筹莫展。我在图书馆通宵达旦几乎翻遍了能查到的所有文献资料，可依旧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几番思索之后，我决定把含气泡的玻璃一点点研磨，磨到接近气泡表面时，再把它浸泡在水里，用针轻轻刺破，观察它的反应。结果气泡里根本就没有气体冒出来！我又研磨了十几个样品，检验后发现结果都一样。于是我判断，这可能是真空泡。如果是这样，那成因就要另作考虑。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后我终于弄清楚，原来玻璃在冷却过程中，由于中部与四周存在较大的温差，当外部玻璃已经固化，而内部玻璃开始进入转化温度范围时，外面已经冷却的那部分玻璃拉扯着里面热的部分，中间就有一部分形成了真空泡。弄清楚原因后，我马上就建议试验组采取措施把保温罩加厚以减缓玻璃的冷却速度，困扰实验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在长春的那些日子，龚祖同先生带领我们组的同仁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晚上加班饿了就把在饭堂买的窝头切成片，在火炉上烤着吃，困了就在熔炉旁打个盹休息片刻，醒来接着干。没有假日和周末，更没有白天和夜晚。随着一个个技术难关被攻破，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53年除夕，整个长春寒风刺骨、冰雪漫天，但我们的大厂房内却暖意融融、热气腾腾。随着装满玻璃水的300升大坩埚顺利出炉，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终于诞生了！激动的泪水填满了一双双熬红的双眼，冷却炉前的我们高兴地像孩子一样蹦跳欢呼。那一年，我23岁，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需要靠国外进口光学玻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中国终于能制作自己的光学玻璃了！
刘颂豪（前排左二）与光学玻璃研究室的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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